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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河医派的形成与发展
更新日期 ： 2007-4-2 阅读次数 ：44
孟河医派源远流长。最早始于明末清初的费氏，原籍江西锴山县，后迁居镇江，曾为明末朝臣，入清不愿为官，隐迹从医。四世费尚有，因避战乱，迁居孟河，秉承家业，擅长内科杂病辨治，由此，开创了孟河费氏医学生涯，代有传人，迄今十四世，300余年，其中以九世伯雄最著。
另一支费氏，来自山东费县，经考与尚有无宗属关系。亦系名医，最早是乾、嘉年间的费士源，兰泉(士源孙)擅长内科杂病调治。
明末清初，太医院马院判，招蒋成荣为婿，成荣继大业，开创了孟河马氏世医，其中以四世马省三、六世马培之最盛名。
略晚于费尚有、蒋成荣的孟河名医还有法征麟，法公麟，上承高祖世美之学，下传历代子孙，前后达300余年。至今共18代，后代曾迁居常州、和桥等地。
孟河沙氏以外科见长，乾隆年间的沙晓峰，沙达周等均以外科名重一时。
镇江名医王九峰，对孟河医派的形成颇有影响，王是乾嘉年间人，精内外科，《清代名医医案大全》谓：“大江南北莫不知有王先生者，先生尝至孟河愈奇疾，惊其士大夫……”。今武进县挖掘孟河医家的医案中，经考证不少是九峰之笔，可见一斑。
嘉庆、道光年间，孟河名医云集，业务兴盛，在孟河医家中，有声振寰宇，为名公巨卿倒履者；有一时喧赫，舳舻衔接十里者。时有费尚有九世孙伯雄，费士源之孙兰泉；马家的马省三，马培之祖孙两入；巢家的巢渭芳等均名重一时。其中最著者费伯雄，马培之等人。
费伯雄：善治虚劳内伤杂病著称，著《医醇》二十四卷，不幸毁于战火，七十岁时，追忆《医醇》中语，著《医醇剩义》、《医方论》、《怪疾奇方》、《费批医学心悟》等。
马培之：内外科兼长，外科尤甚，有《马评外科全生集》《医略存真》《外科传薪集》等著作。 孟河医家影响所及，近者，北抵两泰，南抵宜兴、溧阳，东抵苏州、上海，西抵镇江、南京；远者，浙、皖、赣求治者也纷至沓来。孟河镇上居然容纳了十几家中药房，可见当时医药之繁盛。
道、咸年间，孟河医家便有迁居外地者。至清末民初，达到高潮，这时著名者有沙石安、巢崇山、余听鸿，费绳甫、丁甘仁、贺季衡、邓星伯等。
沙石安：自孟河迁往镇江大港，以内外科名世，有“大港沙派”之名，外证善用清肺散火内消，火针透脓。著有《疡科补苴》、《医原纪略》。
巢崇山：家为世医，初在孟河行医，后悬壶上海50年。崇山擅长内外两科，而于刀圭尤有独到之处，其于肠痈所施的刀针手法，多得家传，留有医案若干。从学者有贝颂美，陶佐卿、汪剑秋、刘俊丞、黄晓初等人，其子风初、侄松亭亦世其业。
余听鸿：童年在孟河天宝堂药店当学徒，因谦虚好学，被费兰泉收为门徒。业成后悬壶家乡，中年应友人敦请，往常熟愈数危疾，声名遂震，乃留居虞地，时有“余仙人”之美誉。余氏长于内科，兼通外科及喉科，著作有《诊余集》、《外证医案汇编》、《余注伤寒论典》等。其子振基、振元皆业医。
费绳甫：少侍祖父伯雄录方，及长，同案诊病，因诊脉精细、辨证明确．．用药纯粹不杂，颇得伯雄赞赏。中年迁居上海，诊务繁忙，生平少著述，留有验案数十则，多为病情较重而辨证独到者，其用药秉承家风，清润平稳。传其学，裔孙有子彬、赞臣等。
丁甘仁：为孟河医派后期之冠。先学医于圩塘马仲清，后从马培之，学成以后，初在无锡、苏州等地行医，后经巢崇山推荐，去上海仁济善堂施诊，从此一举成名。著作有《孟河丁氏医案》、《喉病诊治概要》、《脉学辑要》等。1916年，他联合夏应堂、谢利恒诸同道，兴资办学，成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又建沪南北广益中医院，从此各省求学者闻风而来，其中程门雪、黄文东、章次公等最有名，有称为“丁氏学派”者。丁甘仁之子仲英，孙济万、济华、济民、济南等，亦克绍家业。
贺季衡：丹阳人，年七岁时患肠痈，为马培之治愈，由是奋然有志于医。受业于马培之，六年业成，归里以医名世。季衡精内外科，早些善治温热病，晚年以调理杂病为多，学验甚富，编有《指禅医案》。
邓星伯：无锡人，世代业医，年轻时悬壶，曾遭人奚落，遂立志深造，拜马培之为师，三年尽得其学，归而名动故里。邓氏外科最长，内科造诣亦深，清末摄政王载沣患湿温，邓氏赴京复诊五次而见起色，一时传为妙手。
孟河医派的形成，其一、世医相传久长，如费、马两家自明末至民国，历300余年，累世不衰，门人学生遍及大江南北。二、各家名医辈出，约计30余人，杏林春暖，极医林之盛事。三、尊师爱徒，互教互学，取长补短，促后来居上，如培之随祖父16年临诊，又得生父、伯雄三家心法而成大业。费、马两家又有姻娅之谊，互教互学，尽心尽力。培之又培养马伯藩、巢渭芳、丁甘仁、贺季衡、邓星伯等不遗余力。并均成一方名医。四、医派中各名医能吸取金元各家学说之长，不限于古方，从理论至实践，创造出自己独有的特色。五、适合时代群众需求，学成多学科，多数名医内、外、妇兼治，擅刀针，精炮制，讲务实，为诊疗内、外各科急性危重病人作出努力。六、总结提高、著书立说，许多名医至中晚年均有著作，并各具自己特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医学经验
孟河医派的学术思想与特色
更新日期 ： 2007-4-2 阅读次数 ：56
孟河医派的学术思想形成，在嘉庆、道光年间的费、马两氏尤具代表性，并有医著传世。费伯雄的醇正和缓是孟河费氏学术思想的结晶，他认为医者论理必归醇正，所谓醇正的标志是“在义理之得当，而不在药味之新奇”。“仲景三承气汤颇为竣猛，而能救人于存亡危急之时，其竣也，正其醇也”。他还认为，医者立法务求和缓，所谓和缓之法，就是“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有正，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毒药治病去其五，良药治病去其七”，若不求和缓之法，“眩异标新，用违其度，欲求近效，反速危亡”。从而他得出一个结论：“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谈之极，方为神奇”。因而费氏治病首重辨证，处方用药平正绵密，总以协调阴阳，顾护正气为前提。
费伯雄在学术上还十分强调师古法古方而不拘泥，尤以临机应变为要。他说：“巧不离乎规距，而实不泥乎超距。岳忠武不深究阵图，以为阵而后战，本属常法，然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尤以临机应变为要……吾于古方，亦犹是矣”。对于金元四大家之学。费伯雄认为他们“各出手眼，补前人所未备”，但亦有所偏，用时当有变化。他说：“刘、张两家善攻善散，即邪去正安之义，但用药太竣，……学者用其长而化其偏，斯为得之”*。“东垣、丹溪。一补阳，一补阴，实开两大法门，惟升、柴、知、柏非可常用……后人但师其温补脾胃及壮水养阴之法可也”。
费伯雄的《医醇剩义》总结了孟河费氏在杂病治疗方面的学术经验，全书共四卷。列述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疾，以及虚劳内伤等杂病，附有自制方191首。颇可见费氏医学之一斑。费氏认为，人之一身，由卫而营，由营而腑，由腑而脏，自表及里，自有一定次序。《医醇剩义》将风、寒、燥、火、劳、伤、咳、瘘、痹、胀、利、痛诸证皆分脏腑论治。五脏之中，费氏调肝尤长。论心悸怔忡，谓肝阳上扰，宜养血柔肝；论鼻衄，谓肝火一时冲激，宜清肝火镇肝阳，有豢龙汤(羚羊角、牡蛎、夏枯草、丹皮、石斛、南沙参、麦冬、牛膝、茅根、茜草、薄荷、荆芥炭、川贝、藕)；论不寐，谓肝肺不交，魂魄不安，以许叔微真珠母丸加减主之。所订十余张治肝方剂，配伍严谨。平正实用，其中清滋、潜降、甘寒濡润诸法，皆有补于王泰林的治肝三十法。诸杂病中，费氏治虚劳最有心得。他遵循《内》、《难》之旨，将虚劳分五脏劳与七情伤调治，心劳者调补营卫，安养心神；肺劳者益气阴；肝劳者养血缓急；脾劳者健脾和胃，所以调其饮食，适其寒温；肾劳者填补阴精。而其中又刻刻顾护脾胃，认为“人身之气血，全赖水谷之气以生之”。忌用温燥，滋腻之品。七情之伤虽各有主方，然又必兼养心安神药，认为“七情之伤，虽分五脏，而必归本于心”。所治劳伤方药，清润平稳，与叶天士甘温建中，血肉有情填补之理虚手法风格有异。许世英说；“中国言虚劳者，仍首费推氏，盖其制方选药，寓神奇于平淡。病者得其一方，服数十百剂，而病自然去，元自然复，甚有终身宝之，而用以常服者，可见其论证之正确，处方之精当，嘉惠于病者，至深且距，此则自古所未见也”。
《医方论》是费伯雄的又一主要著作，书成于1865(同治四年)，因见时医奉《集方集解》为枕秘甫经。临证检用，漫无选择。遂对所选之方逐一评论。如评知柏八味丸谓：“知柏八味，虽云壮水制火，究竟苦寒太过，徒伤胃气，水亦无以滋生，不如用介类潜阳，生津益髓之法为妥，或肾有邪火，强阳不痿等症，可以暂用”。又如评升阳益胃汤谓：“东垣论饥饱劳役阳陷入阴，面黄气弱发热者，当升举阳气以甘温治之，此真卓识确论，为治阳虚发热者开一大法门。惟方中辄用升、柴，恐上实下虚者更加喘满”。是书大旨为阐发方意，申明指证，为初学者定范围。
伯雄还善用饮食疗法，所著《食鉴本草》，先按谷、菜、瓜、果、味、鸟、兽、鳞、甲、虫十门分述食物中药的副作用。又按风、寒、暑、湿、燥、气、血、痰、虚、实十门分述其食疗方法，诚多经验之谈，可谓近世食疗著作的珍本。
孟河马氏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马培之身上。他讲究眼力和药力，说：“看病辨证，全凭眼力；而内服外敷，又有“药力”。讲究眼力，就是要能深入剖析病情，抓住疾病症结所在；讲究药力，则是注重药物的性能、专长、配伍、炮制等，以利药效充分发挥。因而，马培之主张辨证时要考虑到天时、年运、方土、禀赋。嗜好、性情等因素，细审病在气在血，入经入络，属脏属腑。处方用药，则要细究“何药为君，何药为佐。君以何药，而能中病之的。佐以何药，而能达病之理，或炒或煅，或姜制或酒浸，或密炙或生切、或熟用或生熟并用，孰升孰降，孰补孰泻，孰为攻伐，孰为调和，孰宜辛凉，孰宜甘苦，孰宜咸寒酸淡。若者养营，若者和卫，若者入于经络，若者通乎脏腑，若者治乎三焦”皆要“几费经营”。如果说，费伯雄的醇正和缓说可反映孟河医派论理立法上的慎重和灵活，那么，马培之的这段论述则略见孟河医派处方用药的绵密和平正。
孟河马氏向以内外兼擅见长，马培之的祖父省三，在识别外证预后时十分注意脉象的变化和其他整体情况。如他说：“大症腐脱新生H于最易变动，如脉来时大时小，为元气不续；饮食如常两倍，为胃火熏灼，后必有变。此两端伏于隐微，非细心不见也，待至变时则不及矣”。马培之上承祖训，极力主张外科当明脉理，他认为，疮疡之生，六淫伤于外，七情扰于中，气血阻滞经脉，隧道为之壅塞，无论恶候危症，还是疥癣小患，无一不由内而达于外，故痈疽可以内散，破溃之后亦以内收。他认为世人皆轻视外科，其实外科难于内科，除在诊断，刀针手法上需有真传外，尚要有深厚的内科基础”，用药非精熟《灵》、《素》不可，按脉辨证，平章阴阳，无以应手辄效”。“既求方脉，而刀圭益精”。孟河马氏正是以脉理精湛及刀针娴熟而形成风格。
《医略存真》为马培之晚年所著，书“但取经言未详，前哲不道，创为论说”故多独到之处。如论内伤咳嗽与吐血，力主温润，以顾护脾肾。他说：“内伤咳嗽，必须兼顾脾肾，脾土健则肺金清肃，肾水足则心火潜藏”。又说内伤吐血者，“当甘平而兼温润，况血气喜温而恶寒……肾为先天五脏之始，脾为后天五脏之成。精神气血，后天所出，赖胃气以生长，先天之真气与后天之胃气相接而发育者也，……先哲有云：服寒凉者百无一生恐伤其脾胃耳”。又小儿鸡胸，临证多兼见咳嗽气喘、赢瘦、毛焦、唇红，或兼见潮热，腰背板强、足软肩耸，前人医书皆谓正本亏损，专于温补，马培之认为此属肺病，为痰热停阻胸膈，肺气不宣，治疗只宜轻清理肺，“肺气清肃，金源下润，子受母荫，自然滋长”。
《医略存真》还记载了马培之对某些外证治法的见解，如脑疽为“阳经蕴热，风邪从类而 入”，初只宜清散，巳成清热解毒，溃则养阴清托，始终禁用参芪。又如肝痈胁痈不独前人所谓郁怒所致，有嗜酒过量，痰热冲激者，有外伤血淤者，有温病留邪者，又有小儿痰热聚于肝络者，治法“初起清肝通气之中必兼消瘀化痰，通脉络之壅滞，方为得当，溃以养阴清托为主，参芪不可早投”。皆为经验之谈。
马培之在《医略存真》和马评外科证治全生集》中，还就外科应用补托法、温通法、《全生集》红白两色辨阴阳法，以及刀针的应用等问题作了讨论。认为疮疡破溃，补早则留住邪毒，阳和汤能温散血中寒邪，果系阴寒凝结，服之或可消散，如伏热郁火之症，皮色虽白，误投之是速其溃烂。麻黄于阴疽未溃可用，已溃以后，断不可重开腠理而耗其正气。外证阴阳的识别，“全在察脉观色观形”，并要辨体质，参年运，不能拘于红白之色。至于刀针，乃“疡科之首务”，不能一概禁之，用好刀针，则要视病情、部位而定。所论皆以外科当明脉理为思想基础，故平正不颇。《中医各家学说》三版教材谓：“此之晚清外科诸家，马培之实能融贯众科以自辅，迥非株守一家之传者所比拟”。评价是恰当的。
马培之兼擅喉科。《医略存真》对常见喉症的病机阐述颇有独到。如认为喉风“缘积热在中，风痰鼓动，骤然上涌”；喉蛾“乃少阴肾亏，肺肝痰热互结”；喉痈“乃胃中痰火上壅”；烂喉痧是“本肾阴不足，冬温之气乘隙伏匿”；喉痹是“真水下亏：或扰思愤怒，君相之火上犯于咽，痰涎藉以上升，凝结成痹”；还有一种阴毒喉痹，乃“虚寒下伏，隔阳于上，咽痛微肿，色淡不红，痰涎壅塞，舌白滑润，肢冷脉沉或寸浮尺弱"，不能混治。皆着眼脏腑病机，临证察脉辨色，非泛泛苦寒清咽者可比。
《外科传薪集》记载了马氏外科验方200余首，并有外用药的配制及用法，被马氏门人奉为秘典。
孟河其他各家虽少著述，但有独到之处。如费兰泉治病精于辨证，每有一方服数剂而一味不更而痊者。对顽痰痼疾-应用吐法甚多，曾曰：“痰久则坚而难出，虽消痰化热徒然，当用吐法以倾其痰窠”。马家又一高手马日初，能熟练地进行截肢手术。巢家能运用传统的火针治疗内痈，皆很有影响。
孟河医家在杂病，外证方面的突破，使孟河医派之名遂扬，竞与擅长温病证治的叶派相媲美，正如陆膺一说：“叶天士之后，江浙问医家多以治温病名，独武进孟河名医辈出，并不专治温症，由是医家有孟河派、叶派之分”。
清末民初，孟河诸医逐向外扩展，首先侧重在继承和发扬家学方面，如费绳甫秉承伯雄之学，于理虚救胃尤多心得。他说；“余治虚证，人视为万无生理者， 胃阴虚即养胃阴，胃阴虚、胃气亦虚，即养胃阴兼益胃气，无不应手取效，转危为安。生平治虚证，别有心得在此。”
余听鸿主张，治病之法，先要立定主见，不可眩惑，自然药必中病。临诊善于识病、守法，亦得费氏治病之心法。他的学术特点是杂病调理善用《伤寒论》方。他说：“人云仲景之法能治伤寒，不能治调理者，门外汉也”。他认为，仲景《伤寒论》，“汗、吐、下、温、清，补六法俱在其中，113方，方方有法，《内经》7方10剂，无所不备，即杂病亦岂外?”由于对《伤寒论》辨证论治实质的深刻领会，他的思想很活跃，他说：“余每以黄连汤治关格呕吐，真武汤治肾虚痰升气喘，乌梅丸治肝厥、久痢、呃逆，桂枝加龙骨、牡蛎治久疟寒热往来、盗汗、自汗”等。“曲悟旁通，《金匮》、《伤寒》理无二致”。
丁甘仁继承了马培之内外并治的手法，凡痈疽溃后，除阳症脓毒稠厚以外，常应用益气托毒、助阳托毒等法。治疗瘰疬、或清泄少阳胆火，或养阴清热，或肝脾肾三脏并调。治疗乳岩，或养阴血清络热，或解肝郁化痰瘀，皆能从整体观念出发，权衡脏腑阴阳的相互关系，从而调和之。
孟河沙氏的外科，传至沙石安，理论上也臻成熟。《疡科补苴》吸收了温病学的内容，强调温病与外疡在发病机制上的统一，认为“热蕴六经为温病，毒聚一处为外疡”，“火毒出脏为疽，热毒出为痈，皆温毒壅沮留结”。他特别强调：“疽从阴中出发，气化最缓，皮色不变，非寒也”，腑乃“毒火陷阴”之故。故治疗外证反对温托，主张辛凉宣解，认为“能治温病，即能治外疡”。
这一时期，孟河诸家在温热病的治疗上也有突破，突出者有丁甘仁、贺季衡等。
民国初年，上海疫痧盛行，经丁甘仁诊治者不下数万人，经验积累甚富。他认为，喉痧与白喉不同，白喉为少阴伏热升腾，吸受疫疠之气，而喉痧是邪从口鼻入于肺胃，暴寒束于外，疫毒郁于内，蒸腾肺胃两经，而厥少之火乘势上亢。故治法白喉忌表，宜滋阴清肺，而喉痧初起不可不速表，所谓“丹痧有汗则生，无汗则死”，明确了两者在病机和治法上的区别。关于邪痧的辨证治疗，丁氏进引了温病卫气营血辨证，认为须“分初中末三层，在气在营，或气多，或营分多。”初起邪郁气分，速当表散，轻则荆防败毒散、清咽利膈汤去硝黄，重则麻杏石甘汤。疫邪化火，由气入营，即当生津清营解毒，佐使苏透，望邪从气分而解，轻则黑膏汤，鲜石斛、豆豉之类，重则犀豉汤，犀角地黄汤，必待舌光红而焦糙，痧子布齐，气分之法已透，方用大剂清营凉解，不再表散。此外，丁氏还有内吹、外敷、外贴、放血等治疗方，确是治疫痧之高手。
巢崇山悬壶上海，治喉痧颇多，治疗以清透疫邪为第一。费绳甫虽以理虚胜，但亦以清营生津，泄热解秽救治喉痢重症数十人。
贺季衡是治温病之名家。凡温病表证未罢，阴津先伤，见舌红苔干黄者，取黑膏加减，或师其法而不用其方，用鲜石斛与薄荷同杵，透邪而不伤津，滋阴而不留邪。邪入阳明，立法以清热生津为主，以白虎汤配石斛、天花粉等，曾云：“阳明热盛，伤津为先，进则耗阴。”邪初入营，总以透热转气为先，主以清营汤加减，不乱投犀角，防引邪深入。血分热证，用犀角地黄汤加减，气血两燔，仿化斑汤化裁。
孟河诸家治学不持门户之见，博采众家，只求实效，这在向外发展期表现更为明显。
丁甘仁在上海复向安徽伤寒大家汪莲石问业，并研讨舒池远《伤寒论集注》和《六经定法》， 同时，对《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叶天士医案、张聿青医案亦多揣摩，因而临证能融会伤寒温病两大学说。如治湿温，就能灵活运用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邪在卫分气分按三阳经治法，从桂枝、三仁、苍术白虎、调胃承气等方加减；湿胜阳微按三阴经治法，从附子理中、五苓、真武、参附、桂枝龙牡救逆汤等方化裁；若邪热从阳入阴，则按温病热传营血治法，多用犀角地黄汤、牛黄清心丸及诸生津凉营熄风之品。在杂病调治方面，胸痹用瓜萎、薤白，水气用麻黄、附子、甘草，黄疸用栀子、黄柏，寒湿下痢用桃花汤，俱得仲景之精神，而血肉有情通补奇经，虫类药物搜剔络瘀，又有叶天士之遗风。
余听鸿出道之后，又私淑柯韵伯之学，强调“读《伤寒》者，知有是病，即有是方，两言尽矣”，并为柯氏《伤寒论翼》作注，对柯氏辨证论治研究《伤寒论》的思想有不少阐发。
孟河各家之间也互相渗透。余听鸿受马氏外科当明脉理思想的影响，选择了清代名家的外科医案，藉以反映外证的病机变化和内治方法。光大了马氏之学。丁甘仁私淑费氏，力倡和缓，杂病调治上多有费氏之法。除此以外，孟河各家常有转学旁门的情况，如马氏后裔书坤、嘉生、笃卿三人曾就学于丁甘仁之门，时称“马氏三骏”；出于世医的巢渭芳，投身马培之门下，而为当时孟河医派留居家乡的主要医家。
总的来看，由于家学经验的不断发展，同时又博采诸家，向外发展期的孟河医派在学术内容上更为丰富，名家四起，各有传人，影响也愈加广远，已波及整个苏南。自此以后，虽巢渭芳，马伯藩等留居孟河，亦有声名，但孟河的医事已不及当年繁盛了。
在祖国医学的历史长河中，孟河医派不过是其中的一支细流，但它的影响是不小的。由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医学家尊驽复古、崇尚空谈等不良思想倾向的影响，医学发展步履维艰，此际，孟河医派的崛起，给晚清的医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们在临诊上取得的许多经验，给祖国医学宝库充实了新的内容。
孟河诸家不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经验，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他们的治学思想和方法，他们注重实效，不尚空谈，既承家学，广撷众长。这既是他们当年成功之诀，也是我们今天发展中医的有益借鉴。
*刘是刘完素，张是张子和，为寒凉攻下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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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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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7-04-11 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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