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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橘泉先生学术思想简介
【提 要】叶橘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中医药学家，也是提倡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将简要介绍先生的主要学术思想，并讨论其现实意义，以表彰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叶橘泉 科学精神
叶橘泉（1896－1989）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今浙江省湖州市）一个农民家庭。７岁时起，耕读于村里私塾。历经１０年寒窗，读完全部课程，私塾先生保荐他去学医。业师张克明先生是一位三代祖传名医，学宗仲景，擅长经方。业师对其要求甚严，谆谆教导。叶遵循师教，每日除随师临证录方外，还起早带晚抄录了《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医方，本草等大批医书。1917年秋，回到家乡独立开业。他在开业的同时，还参加了上海恽铁樵中医函授学校的学习，并潜心研读了大量的医药著作和文献资料，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日本汉方医药中译本。大量的阅读，开阔了眼界，在此基础上，他揣摩得失，以求创新，设计了不少独特的处方，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以精湛的医道，闻名乡里。
1935年发表了《整理中国医药须设医院实践说》一文，受到国内外医药界的重视和称赞。日本著名汉方医学家大塚敬节先生撰文称道：“叶橘泉氏之《整理中国医药须设医院实践说》一文，虽为短文，余对之表示无条件赞意，余切望叶氏之言，从早实现，也希望我国能建设如此医院，以使汉方医学之研究得以加深。”同年，在章太炎先生的热情支持下，叶橘泉在苏州参与创办了国医研究院，并任药物学和方剂学教授。
叶先生对历代中医药界的门户之见一直持批评态度，极力主张中医各家之间宜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以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他曾创办“单方实验研究社”，编辑经验单方，按期出版，征集临床实验的疗效，互相交流。他还积极主张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以促进中医药的推陈出新。早在1934年，他的《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第一集出版传到日本后，著名汉方医药学家大塚敬节便来信并寄书要求交换作品，还在《东亚医学》上撰文，详细地介绍了该书的内容。结论中说：“此为划时代的佳作”。此著作以后共出六集，均于出版后很快流传到日本等国。与此同时，他也密切注视着日本等国的汉方医药研究动向和方法，并及时地将其引入中国。1939年，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动植物民间药》、《腹诊考》和《方证论》等日本医药名著。
解放后叶橘泉先生历任江苏省中医院院长、江苏省中医学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苏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江苏分院副院长、南京药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等职。
叶橘泉先生在本世纪初期的许多思想、主张和实践是难能可贵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至今仍闪耀着科学的光芒。比如先生早在1935年便发表《整理中医须设医院实验说》，指出建立设备完善的医院，集中中西医师，采用中医的辨证论治，结合西医的科学诊断，根据临床观察和病例记载统计治疗成绩，总结出一套全新的经验和研究方法，教授给青年实习医师。笔者认为，这是中医探索循证医学方法的思想萌芽。他在九十高龄之年，发表《中医教学改革问题之管见》，提出十点意见，如重视“方”与“症”相结合的研究，重实效，戒空论；中医与中药相结合，既不可有医无药，也不可有药无医；理论研究侧重于临床疗效基础上的原理研究；药物研究与方剂相结合，重疗效，戒抽象；古代经验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古为今用，等等。他的许多观点可以说是现代中医界的盲点。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象这样的前辈是不能忘记的，是必须纪念的。因为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中医药界树立科学精神，积极的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医学中的优秀遗产，加快中医药现代化进程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崇尚科学，中西结合
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文明时，全盘西化的思想时有抬头，加之日本维新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在上世纪初曾经在社会上掀起了激烈的中西医论争。先生晚年在《中医教学改革问题之管见》一文中对当年中医的这种处境作了回忆：“在旧社会，我们中医工作者被歧视、藐视，甚至排斥……那时中西医不团结，势若冰炭，常常互相攻讦；还有一些买办文人，所谓学术权威，投石下井，使中医处在四面楚歌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对祖国的传统医药学，产生了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只看到西医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一面，而视中医如巫祝，彻底否定之，故提出废止中医。一种是迷信国故，尊经崇古，拒绝接受和否认西医的科学成就，忠心耿耿保护中医，深怕中医变样，又怕被西医吃掉，视中医如圣经，绝对动不得，一招一式唯传统是从。除此两种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汇通派，吸取西方医学知识，试图进行中西汇通。章次公在上海名医祝味菊先生《伤寒质难》序言中记载了这种汇通思想的影响力：“随着时代的转变，科学的哲学的发展，旧中医的思路无可避免的也跟着变了。“中医科学化”口号已渐渐为国内一般中医的一致要求，从“五四运动”到解放前夕，这种思想象洪水一般的达到高潮。”
叶橘泉反对废止中医，也反对不重视中医有效方药的研究而追求表面的中西理论的汇通。他在《经方实验录·叶序》中谈到：“中医存废问题，在目下确尚未能解决。中医改进方针，现在可谓主张纷歧。主废弃者，谓中医说理太荒谬，不合真际，此言确属实情。主保存者，谓中医治疗有不可思议之实效，能补科学方法之不及，此亦不可磨灭之事实。前者谓中医治疗的功效在药而不在医，故中医当废而中药不可废。后者谓中医之学理是哲学，无在不合于科学，中西学说只须加以汇通，即是中医科学化。于是编刊物，印专著，纷纷出版，几如雨后春笋。然而一检其内容，非摭拾陈言，即妄呈臆说，或猎取一二科学名辞，硬凑其五行、气化、经络、运气等腐说，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中西沟通等，连篇累牍、汗牛充栋之作，殊少见能差强人意者。”
叶先生审时度势，力挽狂澜，坚持运用近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继承、发展中医药学，与当时的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同道如施今墨、陆渊雷、章次公等高举科学旗帜，共谋图存发展之道。他在《近世内科中药处方集·自序》中指出：“生平治医的宗旨，理论则悉宗科学新说，治疗则采用国药古方，于此从事研究，不但理无杆格，且觉事半功倍，深信依此目标研精改进，则可使中西融合，新旧孕育，产生一种更完美的医学……日本和田启十郎曰：“理论之完备莫若西医，方剂之周到莫如中医，故余视病常征以西医之理论，而用中医之药方。”著者平素研究医学不分门户，参阅中西医书及临床治疗经验，深知西医长处在理论，短处在治疗，中医则适得其反，理论不合科学而经验的药物和治法确有良效，故对中医理论决抛弃一切旧说，而专从事斩棘披荆搜求经验效方，以国药治病而以科学说理。既久，信心愈坚，窃谓欲谋中国医药之发皇舍此莫由。”
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的选择不是凭空的，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他早年在家乡行医，一次赴邻乡急诊，当舟船送到目的地，进门一看，患者已身穿白色寿衣，停尸待敛了。家人哭作一团，他急步趋前，发现肢体冰凉，脉欲绝而未绝，急烧“苏合香丸”熏鼻，不久，病人逐渐苏醒。先生自己为苏合香丸的神效而感到惊讶，为此他认准了这样的目标：用现代科学方法解开中医中药辨证施治的医理之迷，把中医中药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扑朔迷离的理论中解放出来，使人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还曾遇到一个头痛患者，经三诊均无效，便介绍某西医诊治，结果诊断为脑膜结核，注射抗生素，口服抗痨药挽救了那位年轻的患者。叶老说，扪心自问，如果自己一直给治下去，患者的性命恐怕难保。以后在临床上遇到肺结核活动期的，则注射抗生素，而后服用龟板丸等促其钙化，事实是常有效的。
解放后先生认真学习毛主席地《矛盾论》和《实践论》，结合自己多年地实践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出重实效、戒空论的主张，积极倡导中西医结合，倡导祖国的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并身体力行，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祖国的传统医药学进行整理和提高。他认为中西医结合，不仅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问题，而且是丰富现代西医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西医中国化，是我国医药学向前发展而成为中国特色的新医学新药学的问题。他认为中医的主要特色是证候鉴别的临床诊断和运用方剂的随证治疗。中西医结合，不是揉和，也不是混合。因中医和西医是两个本质不同的医学体系，各有自己的特色，中西医有机地结合，目的在于发挥双方地特长，扬长避短，而不是其他。这些话现在读来仍然是置地有声。
先生的言行并不是一帆风顺，尤其是作为省厅领导的他，不少人表示反对。有人撰文公开表示，叶橘泉对祖国医学理论认识不足，根深蒂固地受了余云岫研究祖国医学观点地影响，继承了余云岫“废医存药”地谬论。笔者认为这样的言论是轻率的，更是不可取的，那是对叶橘泉先生专业精神的否定。
二、学宗仲景，方证相应
先生在《名老中医之路》中谈到，“我自幼接受业师传授，开始偏重于经方。平心而论，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辨证处方，理法严谨，方药组织颇有规律，其备受历代各家所推崇者，不是偶然的。”
的确，《伤寒杂病论》集中了汉代以前经方的精华，后世称其为“方剂之祖”，经过1700多年的临床验证，《伤寒杂病论》的临床指导价值是举世公认的，书中所记载的经方的临床疗效也是确确实实的。
晚清医家陆九芝说：“学医从《伤寒论》入手，始而难，既而易；从后世分类书入手，初若易，继则大难。”现代名老中医岳美中也指出：“学习中医，我意当从方剂入手，方剂之祖为仲景，因而读书还以从《伤寒论》《金匮要略》入手为好……总之，仲景之书，分论各治，既昭示人辨证论治的原理原则，又指出了辨证论治的具体方法，其规律之谨严，对临床实践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实是中医书籍的精髓，最宜反复钻研。”
章次公认为，仲景是经方家，和《内经》是医经家言的论治方法师承各别，我们读仲景书一定要认识它的特点，所以不同于《千金》、《外台》、《圣济总录》等类书，就因为仲景是临床家，其书以“辨证论治”为主题，选用方药有它一定的范围，并不是“验方”的总汇。仲景书之所以可贵，因为他有纯客观的思想，反对医家论病处方轻视临床证候草率从事的精神，以自己实践中的直接经验，结合前人的经验成果，掌握症候群，定出了许多应用的规律，这是仲景的具体成就，也是仲景书的主要内容。
据江苏省名中医王益谦先生回忆，上世纪中叶，章次公先生曾治疗一例结核性腹膜炎患者。此人在上海得到确诊，针药治疗无效后遍寻上海名医，如陈存仁、余无言、朱鹤皋等均未显效。患者面色晦暗，精神低靡，消瘦，腹胀大，五更泻，小便少，经章次公诊治，处以附子、人参、肉桂、白术、黄芪五味药，研末口服，每日三次，并晓之曰，若服药后小便渐多，大便渐实，则药已对症。该患者服后果如其言，共服三料而痊愈，至今健在。此方可以看作是《伤寒论》附子汤加味，但全方无一味特异性抗痨药，却成功治愈了现代医学比较棘手的结核病。正因为有附子汤证在，这正体现了张仲景方证相应、随证治之的精神，也是中医学的魅力所在。
现代著名《伤寒论》学家刘渡舟身前指出，要想穿入《伤寒论》这堵墙，做到登堂入室，必须从方证的大门而入。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而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所以，“方证相对论”的提出，起到了非凡的积极作用。刘一辈子研究伤寒论，一直主张先内经、后伤寒，先理法、后方药，但他最后还是皈依于方证相对论。先生早就认清了这个问题。
他反复强调，方证学是仲景学说之核心，我们应该继承、发展、提高、总结，病以此立场和方法系统地进行研究。《伤寒论》是公认的临床医学经典著作，张仲景被历代医界尊为医中之圣，这不是偶然地。我们所要继承的，首先是仲景经方，其次是局方、金元诸大家和清代温病学家地时方。不拘何方，都要反复实践，核定其适应证，把方和证相对地稳定下来。辨证论治要克服繁琐化，要求简明具体，象仲景那样地辨证，如桃仁承气汤证之少腹急结，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之胸满烦惊，承气汤证之胃家实，四逆汤证之手足厥冷等。这样不仅有利于后之学生同样也便于自己反复实践，不断发展和总结。
中医传统的医疗方法，是使用中药复方作人体整体性的辨证论治，因此，中医的主要特色是证候鉴别的临床诊断和运用方剂的随证治疗，按仲景学说称之为“方证学”。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中医的传统经验“方剂”。古代称医为“方技”或“方术”；近代称“大方脉”，均说明方剂乃是中医独特的精髓之一。
他认为，任何疾病具有对某一药方的适应证时，应用这个药方，都能有疗效，换句话说，方与证相适应，则这个方可对任何病的这个证都有效，有时能解决现代医疗所不能解决得问题。所谓辨证论治，不是漫无边际的，肯定疗效，推广应用，对主要的症候群和适应的主要方剂，必须固定下来，当然必要时应随症加减。这种事例在仲景的《伤寒论》经典方剂的应用上，体现得最为突出。他说，中国医药学，是一座伟大的宝库，历史悠久，蕴藏丰富。如何进行发掘，从何处着手，值得好好讨论……首先是坚持继承先贤遗教，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传统经验基础上，进行证和方剂的研究。坚持临床实践、再实践，总结提高，肯定疗效。其次是必须中西医紧密结合，运用双重诊断，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发掘前人具体实践之珍贵经验——医方。进一步应用先进科学技术阐明古方治今病所以然的道理。这样做可以将数千年积累起来的无穷无尽的传统医学的经验宝藏（潜在科学）发掘出来。
中医学不是单纯的医学科学，在其学成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融合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许多哲学流派、经学流派无不在中医学中留下痕迹。因此，中医学浩瀚的古籍理论中存在许多不实用的玄学，给后人学习与研究带来诸多困惑，因此要有精鉴确识的本领，择善而从。学术上的继承非同遗产那样什么都要保留，他需要批判，需要扬弃，需要有否定精神与怀疑勇气。章次公：“吾人生当科学昌明之世，但问其学说之是非，不问其人在历史上之地位如何。苟仲景学说有背科学，则其罪当与庸医同科，若铃医有一方之效足录，则位亦与仲景同等，所以读古人书，当先打破传统偶像之成见，而当以科学之尺度衡量之，然后始有持平之论……”我们今天纪念叶橘泉先生，正是要学习他的那种不唯偶像，不唯权威，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三、精研本草，博采众方
古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治病之道，如钥之启锁，除辨证功夫，还当熟谙药性，方能得心应手。
叶橘泉先生在《现代实用中药》的序中说道：“我对于中药研究素感兴趣，在二十年前，曾主张以科学方法整理中药文献，临床实验，统计中药疗效，不过在旧中国时代的环境下，当然响应寥寥，理想不能实现。在1938年，曾写过一本临证实用药物学，目的是企图把中药应用到现代医疗上，同时感到要研究中药，决非“纸上谈兵”所能成功。起码的条件要配合临床试验。所以在1937年办过单方实验研究社，选辑经验单方，按期出版，征集同志作临床，冀求得统计上的效果，这是我的一种理想，事实的经过，因同情而参加的社员，大多数不是医生，限于实验条件，结果毫无成就……”
解放前农村极端贫困，农民往往“贫病相连”。先生在《名老中医之路》中回忆到，记得有一年去乡里出诊时，遇到一个中年妇女，病由黄疸后变成黑疸，面目青褐色，胸满腹胀，大便顽固秘结，患者呻吟病床已年余，因长期负担医药费用，家中已典卖一空，寡妇孤儿，情殊堪怜，故给予免费诊治，并送了几服药，稍稍好转。乃教给她十多岁的儿子，自挖蒲公英(当地农民叫“奶汁草”)，每天大量(90～120克或更多)煮汤喝，喝了一个多月，不化分文，竟把这迁延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慢性肝胆病治愈了。“这对我触动很大。蒲公英过去我也常用，而这次鲜草大量单独用，未料竟有如此的威力，可见生草药单方对症使用，其力专，其效确。这就增加了我对中药的用法、剂量与疗效关系的新认识。使用单味药，剂量应增加，而复方则不然。根据我的经验，复方成人每日一帖药的总重量，60～90克已足够了。中药的定量问题希望有专人研究讨论之。……这更使我深深感到：中国医药学这一伟大宝库中，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太多了。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不管经方、时方、单方、复方，内服、外用，只要效果可靠，就应该兼收并蓄，为人民保健服务。”
先生不存在任何门户之见，主张兼容并蓄，但他不是无条件地接受所有的内容，如他是反对用一些模糊的传统药性理论解释和指导药物的临床应用的。他在《新中医药》第四卷第八期发表《我读了<中国旧医学的经验总结问题>后的一些补充意见》一文指出，应将中药效用，根据古今经验，和近人研究临床实验的报告，作一次重新估价，规定主治，并明令废止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等玄说。医籍中每以“苦寒”、“辛热”、“温燥”、“滋腻”等玄说来解释药性，使得许多真正的价值湮没在其中。
很显然，先生对于中药的研究，也不是单纯的药理作用、化学成分、种属科别等的研究，他是位临床中药学家，他所作的工作纯粹是为了中医的临床。他在《现代实用中药》再版的序言中指出，中药的常用药并不是一定有效的，有些常用药的功效就远不及医家不惯用或中药店不备的草药――民间药来得确实……中药的临床实验条件日见成熟，希望中医同志们在临床上应用中药时，尽可能地予以简化（单方化），掌握主要证候，配合科学诊断，选用一、二味，最多四、五味的处方，勿为传统习惯所束缚。
有不少人认为叶橘泉先生是“废医存药”者，因为他一辈子都在从事方和药的研究，而很少涉及中医学传统理论如阴阳五行、脏腑气血、卫气营血等的研究。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中医学的内容无比丰富，进行科学研究在目前来说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先从总结临床疗效卓著的部分着手，是必要的和恰当的步骤。因为科学来自实践，实践有效的部分一定可以找出它的科学真理。也就是说，理论研究必须结合实践，指导实践，进行临床疗效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比如他反复强调的“方证相应”理论。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方证相应是开放的理论体系，能很好的指导临床，博采众方，兼容并蓄各家经验。正如他所指出的，中医有所谓经方派、时方派以及所谓温补派、寒凉派、补阴派，攻下派等等的门户之见。可是学术总是不断发展的。后世各家，各有其心得与经验，药物亦在不断地发展。旧社会之宗经方者，强调仲景经方能治万病，而宗时方者则谓古方不能治今病，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应该破除门户之见，学习各家之长，择善而从。例如，温热学家所发展的清热解毒药，养阴学家创造的滋阴降火剂，温补学派所擅长的补中益气汤，泄火攻实学派的防风通圣散等，都是我国医药史上的新发展，应当兼收并蓄，取精用宏，通过自已的再实践，加以总结提高。个人认为中医中药以防病治病为唯一目标，不管经方、时方，哪家、哪派，只要行之有效，而能重复推广的，就是好的，就要学习和效法。
他恰恰也是反对废医存药的，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批评了这种错误的思想，“若废弃中医而专研药物，则试问抛弃数千年经验之凭藉——根据证候而投方药（经方）——而另起炉灶，迂迂远远的化验药物，那不但舍近就远，而且不易得到效果，此所以主废弃者未免流于偏激也。”当然，先生是坦诚的，谦逊的，他在《应当重视中医“方证学”的研究》一文中作了“检查”：“我要检查自己，我在旧社会醉心于中药的研究，相信中药不但可弥补西药的缺陷，而且完全可以代替舶来品（西药），希望大家来研究中药，把中药分析提纯，提出有效成分，使中医、西医都来用中药……1954年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中药光凭分析化学是不够的，应从汤头入手，使我们受到很大启发，才知道只知用中药，不知用医方，是不够全面的……拥护中西医结合，推广使用中药，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不过只知有中药还不够，还有悠久历史的长期反复实践积累下来的、多功能的经验处方的巨大效力，它具有单味中药数倍的功能。因此，不能满足于单味中药的研究，还必须加强对有经验的复方，即经方与时方的研究。”
四、中日交流，如切如磋
叶橘泉先生是中日医学交流的积极倡导者。他与日本汉方医学界的交往，反映了他打破门户之见的博大胸怀，也是叶老为中医现代化而奋斗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著名汉方家矢数道明先生撰文说：“叶先生坚持中日汉方医学交流达五十年之久，他是具有非凡功绩的。”
先生独立开业之初，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千方百计托人去上海买书，也买到了一些日本汉方医药书籍的中译本，为了搞清楚中医中药治病的科学原理，他如饥似渴的汲取新知识，在开业、执教的同时刻苦自学了日语和英语。1934年他的《近代内科国药处方集》第一集出版，该书序言在北京《明日医药》上发表后，日本著名汉方医学家大塚敬节先生通过《明日医药》编辑部转来他的《康平伤寒论》，要求与叶先生交换著作，以后又有药学博士清水藤太郎、医学博士矢数道明也来信并寄书要求交换作品。从此掀开了这段佳话的序幕。
《康平伤寒论》是《伤寒论》的一个古老传本。1936年日本著名汉方家大塚敬节先生在某书店得到此本，对照传抄本及宋本、成本加以校勘，于1937年印行，并将经过他校勘过的康平本赠送给了叶橘泉先生，先生在经济十分困难、政局十分混乱的形况下，于1947年秋铅印发行，1986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依先生1947年版重新排印发行。陆渊雷在《校注日本康平伤寒论》序中说：“伤寒论传世诸本，以予所见所闻，当以康平本为最善尔。”叶橘泉先生在原序中掩饰不住他惊喜与欣慰的心情：“今蒙大塚君以其校注古本康平伤寒论交换拙作，骤得是书，如获至宝而惊喜不寐，函商大塚君，为之重印于吾国，以广流传，幸承慨诺，复赠予原抄本，故虽于百物腾贵，纸张奇昂之今日，勉力设法付印，仲景之道统及叔和之传衍于我国盲昧已八九百年，今竟获珠还合浦，其中殆有数存焉……”据钱超尘先生的考证，该传本是唐代宪宗年间由日本学者僧空海带回日本的，并认为是金声玉振、价值连城的传本。
有人提出“以经释论派是宋本之误导”，“宋本《伤寒论》颠倒错乱殊甚”，祈望学术界重视对《康平伤寒论》学术价值的进一步研讨，并认为康平本的发掘,动摇了宋本的善本地位,也向以经释论派提出了严正挑战。可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学术界并没有对康平本有所重视，先生所说的“仲景之道统及叔和之传衍于我国盲昧已八九百年”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以经释经派仍旧一统天下。
近代医学家阎德润在《伤寒论评释》中也批评金元以来注家“误于玄谈，妄假运气”，认为日本医家研究《伤寒论》的方法比较切近仲景原意。章次公先生曾指出：“仲景的处方制剂，纯从临床上实际出发……以现代的观点来看运用仲景的方剂并不一定限于原有条文中的病症，而且某些方剂也许用在原有病症上并不适合，但是临床上移治别一疾患，有时却非常有效，这是扩大仲景药治范围，日本的经方派医家，在这方面曾下过一番功夫，值得我们效法。”
黄煌教授认为，尽管中日两国中医在用药剂量上有差异，但是并不影响相互经验的借鉴。因为用的处方药物，中日是一致的，而且，由于日本多用成方而不加减，这对研究这些处方的应用规律是很有帮助的。他们在古方的现代应用方面，在方证的识别方面所制定的许多相对稳定的标准，我们完全可以参考。
因此，对于日本汉方医学确实很有必要认真研究，汲取经验。经方派在日本称为古方派，形成于江户时代，是日本汉方的主要流派。其学术思想比中国经方派偏激，否定《内经》理论，惟以仲景方为宗，强调方证对应，擅长腹诊。日本古方派在近代与西医学说结合，对中国民国时期的中医有很大影响。古方派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吉益东洞，近代代表人物为汤本求真，现代代表人物为大塚敬节、藤平建等。大部分汉方医师不谈阴阳五行、脏腑气血等传统理论，他们在现代医学明确诊断前提下以“方证相应”为临床处方用药的指导思想。他们对常用处方（多数为经方）的应用指征作了规范，还对临床各科常见疾病所使用的处方进行归类（类方），公布在汉方期刊上，作为临床诊疗的指南。
叶橘泉先生在撰写著作时经常吸取日本汉方家的经验，如《近世妇科中药处方集》、《古方临床之运用》，本草学著作引用日本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是很多。他还翻译介绍了日本汉方家的不少书籍，如《动植物民间药》、《腹诊考》、《方证论》、《中医诊疗》等。如他在翻译《动植物民间药》的序言里提到:“虽然这本书是日本人的著作，也不能把它看成十分成熟的作品，但他们的民族、文化、医学、卫生、生活习惯等，都和我们比较接近，而书中收载的药物，大部分是根据我们祖先的劳动创造，又我们伟大祖国医药传统经验发展而来的，很可补本草书之不足，因此就有把它介绍过来的价值。”先生在临床诊疗中，经常应用日本医家的经验处方，如治疗肾性高血压的七物降下汤，消化道恶性肿瘤手术后的W.T.T.C（苡米仁、诃子、藤瘤、野菱），治疗心脏疾患的变制心气饮，以及治疗乳腺疾患的十六味流气饮等。
上海焦东海先生曾于1984年拜访叶橘泉先生，谈到中西医结合问题时，叶老说中医与中西医结合工作很难，难就难在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问题，祖国医学肯定有精华，但也肯定有糟粕，只有通过实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来弄清中医与中西医结合工作上的一些是非问题，叶老认为目前思想解放得还不够，希望要敢想敢说，勇于探索，反对因循守旧，要突破陈规陋习，虽然中西医结合工作目前还存有困难，但它的发展方向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当先生晚年看到日本汉方事业发展迅猛，成绩昭然时，言语之中透露着羡慕之情，当然也含有一丝的焦急。在《中医教学改革之管见》中，他说：“最近厚生省批准了八十多个中医处方，作为常规药，已由百年老店顺天堂等几家制药厂采用最新技术，“低温高压、精油回收”，制出新剂型，药香气味完全相同于煎剂，大大节省了原药材，提高了疗效，受到日本的汉方医和广大群众的欢迎。这种中药新剂型，我们也曾提过建议，相信我们的中成药迟早要走这条路的。数年前，日本政府又批准了北里研究所设立汉方医学综合研究所，集中汉方医学家中西医高级人才和最新设备，大规模地进行中西医结合地研究。其他不少大学、医药院校附设汉方医药研究组织，从事汉方与汉药地研究……再来看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全部采用西洋医了，但由于汉方确有实用价值，现在他们的西洋医，许多高级医学博士等都在研究和使用中医疗法，并且越来越发展了。现在日本频频成为东方传统医学的国际性研究的东道主，东京已作为国际性论坛，多次在那里召开了世界性的中医学会议”“中医教学改革，究竟从何入手？……西医课程可考虑不要与中医课同时教，以免淆乱他们的视听。西医应该作为预科，中医学院招生对象可是西医专科或医大毕业生或开业西医，学制年限可缩短，纯中医学三年足够了。现在日本的中医全部是学校毕业的西医，以及高级的医学、药学博士等。他们都是主动自愿的钻研中医药，他们感到中医是临床医学所需要，认为汉方医药大有研究的价值。”
先生在身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应当重视中医“方证学”的研究》中再次引用到了日本汉方方面的最新信息，提醒世人要关注日本汉方医学界，要主动与他们交流，学习、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教训。
五、鞠躬尽瘁，利国利民
叶橘泉一生对于祖国的中医药事业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先生是“读了章太炎先生的《猝病新论》后，从中受到启发而走上了专心治医的道路的”。他一生博览群书，考证文献，潜心研究，集七十余年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撰写了大量中医药学的专著和论文，凡28种500余万字，受益者遍及海内外。“我的知识、经验是人民给的，我要把一切还给人民”叶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受尽凌辱。因为同日本多位汉方医学家有数十年的学术交往，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大帽子；因为研究中药颇多建树，著作等身，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因为时任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江苏省中医院院长等诸多头衔，被扣上“走资派”的大帽子，等等，叶老被打入牛棚，下放五七干校，几十年来积累的书稿、笔记、资料及珍贵藏书，都因被抄家而致荡然无存。他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并没有象其他人一样壮怀激烈地叹息命运，叹声叹气地苦熬岁月，而是在五七干校办起了土制药厂，生产出了许多中成药，如气管炎冲剂、消炎宁、肝炎冲剂、复方刺五加片、溃疡丸、桑椹膏等。他把药物学知识实地讲授给年轻人，他为那些被疾病困扰的群众看病，为干校“西医学习中医班”的学员授课。深夜，他整理资料，开始著述，一部二十五万字的《食物中药与便方》就是在那样艰难困苦环境中写成的。他的日本友人难波恒雄拜见叶老时谈到文革中的事情时，他只淡然一笑，没有正面作答，只是说，藏书几乎散失完了。
他一生淡薄名利。据干祖望先生回忆，1945年上海龙文书店出版《当代医家传略》，叶与干之名并列其中，但叶无住址。介绍叶谓：“叶橘泉，吴兴双林人，致力于中西医学研究者，垂二十余年。所著《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即为其代表作。近年主持苏州国医院，历愈重症危候，其学验并富可知矣。（编者按）叶氏淡于名利，无时下习。编者去函征求小传，辞谢者再，可知其雅怀高洁。”当此之时，群医挣扎，求“名”即是求“生存”，而叶先生高风朗节，在他心目中深深铭刻至今。
先生半个世纪以来撰写了几十部著作的稿酬差不多全部捐献给了医药研究机构或者学校。晚年，他书写了一首诗送给他的儿女们――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说：“爸爸一生致力于医学事业，从不治家业，没什么好留给你们，就摘录些诗句送给你们吧，希望你们自珍、自洁，一如这满山青松。”
叶橘泉永远没有停止过对中医药学的思考，永远没有停止过对祖国医学发展的探索，这无疑源自他内心深处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医学的深厚感情。他身前向世人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中医的“特色”，究竟是不是“方与证”（证候与方剂）？二，祖国医学是伟大的宝库，是宝贵遗产，应如何继承？三，怎样使中西医结合既有利于中医的发展，又有助于西医的治疗，从而对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这是个非常复杂而艰巨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一直在苦思冥想，希望大家讨论。”
纵观叶橘泉先生“用小跑步走完的一生”，毫无疑问的，他是祖国中医药事业清醒的继承者，世人没有遗忘他，他的学术生命仍然流淌在下一代人的血液中。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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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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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5-09-27 16: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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