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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刘燕玲记者
尊敬的刘燕玲记者：
您好!
我是一位退休多年的中医生。对您所写的文章都十分认真阅读，深为国家有您这样一位为中医事业奔走呼号的好记者感到高兴。时评《千万别捧杀中药》既是您的感慨，也道出了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心声。单就这点而言，时评的意义重大，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请您原谅我的坦诚，时评以一方剂作为批判核心，我不能完全苟同。看得出，“如果不是帮倒忙，就是别有用心”的愤慨，起码有一半是冲着天价而发的，且以专家的观点为后盾。
专家们的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但专家也是人，不是神。历史证明，在特别情况下，对待某一特殊问题，专家也有失误之时。且看叩诊法的发明，它是维也纳医生奥恩布鲁格在手指敲打酒桶的启示下研制成功的。可当他的有关专著、论文发表后，许多学术权威，不但不加赏识，反而进行讽刺与反对，有的讽刺说：“这是人，而不是酒桶！”有的嘲笑说：“是医生？还是卖酒者？”叩诊法被说得一无是处，打入了冷宫，发明人则被指斥为“疯子”。直到47年后，法国医生柯尔维莎尔重新将它推向医学界，叩诊法才被人接受，传遍了全世界。英国乡村医生真纳研制成的牛痘已被历史证实是彻底消灭天花的免疫制剂，英国皇家学会却拒绝接受。当时许多名人著书或演讲反对，组织起“反牛痘联盟”。以今天的眼光看，不管叩诊法的讽刺者还是“反牛痘联盟”，或者是那些著书、演讲反对牛痘的名人，都不想做新事物的扼杀者，而是认定如此简单、平庸、低俗的方法绝对不能解决如此复杂的医学难题。
我这么说并不是想把这张尚难预料的天价秘方与之相提并论，而是觉得，只有在先弄清专家的重要性与局限性之后，才能毫无拘束地畅所欲言。在正式介入这张天价秘方之前，我想先从疟疾的治疗谈起。现代医学已查明，疟疾的症状虽然多样，轻重不一，甚至危及生命，却是由小小的疟原虫引起的。只要有办法把侵入人体的疟原虫杀死，就能治愈疟疾。中药青蒿就能杀死疟原虫。中医强调辨证施治。治疗疟疾也如此。临床上常有人用小柴胡汤治疗疟疾。我想，在疟原虫还未被发现之前，如果某位中医专家对疟疾的辨证施治进行专题研究，一定会把中医治疗疟疾分成好几个中医证型，并按不同证型制定出不同方剂。这说明，辨证施治法虽能把疟疾治愈，却也因此增加了复杂性。现在我想说的是，假设在很久以前，有一位辨证施治技术平平或者从严格意义上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辨证施治的土医生，在自拟治疗疟疾的处方中随意地用上了青蒿，使疗效大大提高，而且经得起反复验证。我们可不可以因为当时并不知道青蒿能杀死疟原虫就断定他的疗效都是假的？就算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毕竟这只能杀死疟原虫的“死老鼠”是在“瞎猫”还没发现它之前就已存在的。换言之，能杀死疟原虫的青蒿本是自然界已经存在的一种生物，并不是因为发现者的发现才生长，更不是专家们为了杀死疟原虫而精心研究出来的。
艾滋病毒虽比疟原虫小得太多太多，而且危害更大，更难杀灭，但它毕竟也属自然界存在的一种微生物。中医的辨证施治不仅能治疗疟疾，事实已证明也能治疗艾滋病，只不过疗效的程度不同而已。那么，同属于微生物的艾滋病毒，自然界会不会像疟原虫一样也存在一种能够制约、克制它的东西？至于这种可能存在的东西究竟何时才能被人类发现或被什么样的人发现，甚至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现，显然不是我所能回答的问题。
我是在12日的《扬子晚报•媒体连线》版看到天价秘方消息的。当时对“能治艾滋病”与“50亿美元”并未在意，却对“当初进行试验的北京佑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吴昊主任认为”这句话十分感兴趣。因为如果这句话属实，就说明所谓临床试验确有其事。并认为，按规定新药的临床试验必须在药理、毒理等各方面实验研究获得确认、批准后方可进行，北京安佑医院敢于突破这一法定的禁区为一张少数民族的处方而进行临床试验，非常了不起。此时的我十分想知道天价秘方是否确实在佑安医院试验了20例，试验的时间、疗效是不是真像持有人所说的那样好，还是有哪些出入。可是吴主任向记者所说的与您今天所说的，都在新药的高标准、艾滋病的不可治愈等方面做文章，却极力回避读者一心想知道的问题——试验、疗效到底属不属实？
对此，我们不妨换一个思维模式，且不要急着在它是不是国家认证的药品上考虑，也不要追究所说的治愈标准是什么，更不要管天价炒作的动机，只围绕专家眼中“类似于一家科研单位的某一项科研项目”也即持有人所说的疗效是如何获得的这一思路来考虑。既然专家已称它“类似于一家科研单位的某一项科研项目”，那么这个项目搞的是什么呢？想必是指20例的临床试验。进一步再想：这个天价秘方的“科研项目”与专业科研机构搞的科研项目有没有区别呢？回答是肯定的：有天壤之别。“科研项目”的“研究人”与科研人员的区别就在于：他不懂回避科研风险，没有失败的心理压力，不懂药理毒理试验的难度，甚至不懂新药审批的一般程序……也许正因为他不懂得太多，所以才敢单以几味中药凑合在一起就想治愈世界顽症艾滋病。不要说药学专家，就是稍具普通制药常识的药师也绝不会如此异想天开。既然专家们已把他异想天开促成的天价秘方临床试验视为“一项科研项目”，那就应该承认：这个“科研项目”的主攻目标是对着一种难治的顽症冲击的。名专家与普通人在思维上的区别就在这里。
在弄清“科研项目”的目标后，再来看它的疗效是如何产生的。先从排除开始。既然试验在北京的大医院进行，秘方中掺杂西药的可能性应该能排除。中医讲究辨证施治，辨证施治水平优劣直接关系到疗效的高低。有些方剂体外试验对某些病原体并无杀灭或抑制作用，却能将其诱发的疾病治愈。如，据报导，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虽是治疗大叶肺炎的有效方剂，可是若把它拆开来单独地进行体外的抑菌试验，任何一味药都对肺炎球菌不具杀伤力。再如，小柴胡汤中所用的中药虽然都无杀死疟原虫的功能，却在辨证正确时也能治愈疟疾。这些事例告诉我们，中医药对细菌、病毒、疟原虫等病原体的治疗，疗效可能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产生：1、药方的药物对病原体并无直接杀灭、抑制作用，辨证施治调整了机体的防卫机能，改变了人体的内环境，不利于病原体的繁殖、发育、生长、活动与生存。这种新的内环境全凭医生辨证施治水平来创造，适应范围最广，即使双重感染也能治愈。但因病机、病情因人、因时而异，可重复性较低，这也是中医辨证能治疗各种疾病却又很难掌握的主要原因。2、药方中的某味药物虽对病原体有微弱的抑制作用，却远远不足以将它杀灭，巧妙的药方配伍的协同作用大大地提高了对病原体的杀伤力。如果药方再能与受用者的病机正好相符，也会调整机体的防卫功能，改变人体的内环境，疗效会更理想。这多指中成药而言，药方也多出自名医之手，适应范围虽远不如第一种，对双重感染也往往无效，但可重复性却比第一种高。3、药方中的某味药或几味药对细菌、病毒、原虫等病原体具有很强的直接杀伤力。这种因素的机率极低，几乎是巧合碰上的。不过，一旦碰巧了却对同一种病原体具有很高的可重复性。
天价秘方试验20例不可能是靠中医辨证施治的，您在时评中也曾指出中医讲究辨证，言外之意是一张处方不可能有太广泛的适应症。据此可以排除疗效是由辨证施治营造的内环境获得的。
也许20例的试验虽有疗效却很低。但这没关系，世上的许多大发明、大创造都是从低开始的。试想，当年赖特兄弟发明的飞行器如果一开始试验就能像今天的飞机那样一飞冲天、飞翔万里，我想再顽固的人也不会骂他们是骗子。其实飞行器的第一次试飞仅仅升空几十秒钟。可正是这短短的几十秒钟却揭开了人类航天历史的第一页。可见，对待任何一个新事物都不要只看它的现在怎么样，关键要看它有没有探索价值。试以药方为例，一要看它所针对的病种是什么，也即它的攻克目标仅仅是普通的伤风感冒，还是治疗某种顽症的一个并非十分重要的症状，或者是要将这种顽症整体治愈；二要看社会上有没有或有多少与它雷同的东西；三要看它出自何人之手，是原汁原味的原始处方，还是专家已经用尽科技手段、现代技术而提纯的半成品。
天价秘方值得关注之点首先在于它不是出自专职的科研人员之手，不会带有附加的高科技成份，只不过是一张原始处方而已，这将给进一步提高它留下了不小的余地。更重要的是，它的攻克目标是要把顽症艾滋病治愈。这在专家们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神话传奇，可是天价秘方的配制者很可能就是这样想的：我得想个办法把艾滋病治愈。尽管这种想法单纯、天真得可笑，但是，毕竟与患者的想法是一致的。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其上上。连想都不敢想的人，又怎能指望他来求得其上呢。请原谅我出言无忌，专家们之所以成不了乡村医生真纳、自行车修理工赖特兄弟那样的伟大发明者，关键就在于他们懂得太多太多，一切都要按框框行事，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僵化的思维定势：凡是世界定论了的东西是绝对碰不得的。
天价秘方值得关注的另一点是它在北京医院进行了20例的临床试验，从中可以看出药方的持有人主观上也想通过正规途径获得认可。起码这与骗子还是大有区别的。
上述的分析只想强调一点，不管天价秘方20例试验的疗效是大是小，都有探索价值。因为它的疗效既可能产生于药方的配伍独特，还可能是药方中的某味药或几味药对艾滋病毒有抑制作用。
香港大学教授容启亮说得好：许多人认为高科技一定是很复杂的东西，但我们认为发明能以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那才是高科技。拔牙的镊子不仅十分简单而又司空见惯，可是，根据拔牙镊子的原理，香港的牙科医生却在容启亮教授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发明了太空摄岩器！
对此，专家们一定会不以为然。是的，不要说专家，就连普通的医生也都知道，一旦到了完全性艾滋病期，各种严重的机会感染与继发感染可在多个器官系统发生，所涉及的病原微生物竟达20多种，将引发各种各样致命的继发病，可以拿蜂捅而至来形容，还可有恶性肿瘤发生。莫说一张中医秘方，更别说它的疗效如何产生，就算它是一种仙丹，也不能包治如此千变万化的顽症。倘若一直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确实是十分令人沮丧得很，专家们对天价秘方的疗效不以为然也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能换一种思维方式，就会大不相同。
大家知道，天花曾是全球流行最广的传染病，18世纪，仅欧洲就被它夺走1.5亿条人命。至于死因，除了天花病毒外，肯定也有其他继发感染。且不管西方人当时如何治疗它，还是先来推测一下中医辨证施治的情形。首先，天花作为一种传染病，起码要分早期、中期、晚期，各期的治疗方法、药方当然不会一样，再加人体各异，老幼有别，有继发感染与无继发感染之分，同是早、中、晚期的不同病人，辨证施治起来也会有区别，况且病情来势急骤，每一个人的病机又不是固定不变的。究竟要分成多少中医证型，制定出多少张处方才能满足不同病人、病情的需要，我虽尚未考证，但有一点可以断定：一旦广泛地流行开来，确实足够那些只在辨证施治上动脑筋的医生们大忙特忙一阵子。对于如此复杂的烈性传染病究竟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对付呢？历史早已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这说明，许多疾病都有可能像天花病的治疗那样，当人们的思维僵化在辨证施治或西医对症治疗的圈子中不能自拔时，自然会感觉到越认真越复杂，复杂得让人无法招架。可是当跳出这个圈子用另一种思维方法来处理时，却又简单得让人不敢相信。
人痘与牛痘都因为太简单而有过让人不敢相信的历史。人痘起源于唐朝，根据以毒攻毒的原则，通过人痘接种而预防天花。可惜只在民间流传，南宋宰相儿子的人痘就是民间医生为其接种的。清朝康熙皇帝下令国人种人痘，方使它得以在国内外广泛流传，后经土耳其传到英国，再由英国而传入欧美。这里有几点值深思：1、不管用什么方法接种人痘都比辨证施治要简单到十倍、百倍，而且不用花钱，为什么只有民间医生才敢用它？如果说接种人痘的风险太大，正规医生多从安全方面考虑，那么，为什么不在人痘接种的安全方面想办法，而是吊死在辨证施治这一棵树上？2、一种对人类有益的治病防病方法理应由专业人员来传播，人痘为什么要靠宰相儿子做表率、皇帝下令才能传开呢？3、人痘本是我国发明的原始疗法，从唐至清历时达千年，却没能更上一重楼，获得彻底消灭天花的最终成功。这留给我们的不应该是遗憾而应是深思：？！
对此，也许有人要说，这是免疫，与治疗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我要说的是，不错，接种人痘预防天花属于免疫，只有天花病毒还未传染上之前接种并使之产生免疫力才能预防天花发生。其实治疗也是如此，青蒿不是能杀灭疟原虫治疗疟疾吗？如果因为疟疾继发了中医所说的癥瘕，而且块体巨大，单靠青蒿显然无法让癥瘕消失。这说明，不管预防还是治疗，都十分强调应用时机。以同理类推，对一名已进入经完全性艾滋病期的病人来说，20多种病原生物系随时都能侵袭他，其中不少种病原微生物都可以致他于死地。此时，在对他进行治疗的药方中，即使某味或几味中草药对艾滋病毒有抑制甚至杀灭作用，但对其他病原微生物或恶性肿瘤却无抑制作用，自然无法挽救他的生命。这与用青蒿不能使疟疾继发的巨大癥瘕消失的道理应该说一样，也要讲究应用的时机。
抑制住病毒不让它兴风作浪虽与终生免疫是两码事，可它阻止了复杂的、致命的继发病的发生，不同样是把复杂的问题变得十分简单了吗？
在此我再重复一遍，20例临床试验不可能是在中医辨证分型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排除了疗效是因辨证施治技巧调整了机体的防卫机能、改变了人体的内环境而产生的可能性，所以才单纯在处方本身考虑。换言之，天价秘方中到底有没有可以抑制艾滋病毒的物质，才是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至于至今还没做出结论，首先要找出未做结论的原因。
从天价秘方自我标榜的治愈与没发病等字句来推测，所试验的20例患者既不像单纯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更不像3期病人。姑且把20例视为艾滋病前期病人。对此期的病人来说，不仅有持续性广泛性淋巴病或艾滋病相关综合征，还有T4小于400/立方毫米、T4/T8值降低等。就是说，不管临床症状，还是实验室检查，都会查出许多阳性指征。20例虽少，但疗程10个月，停药也已9个月，客观地说，如在试验前、进行中、结束时、9月后都进行认真检查、详实记录、客观对比，是能做出有效还是无效以及疗效大小的结论的。至今连这样简单的结论还没有做出，我想首先应该在为之试验的医院身上找原因。当然，医院可能提出反驳，人家试验的目的是想证明秘方能治愈艾滋病，20例试验根本证明不了这个问题。安佑医院吴昊主任认为“至少在800例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所结论”就是这个意思。玄外之意，至今还无结论是秘方持有人的责任。我认为，首先，试验既是在大医院进行的，双方之间就建立了试验与承受试验关系。承受试验方对试验不管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都应尽到承受试验者应尽的责任。在明确这层关系后，再来看800例才能达标的试验条件是试验前提出的，还是现在提出的。如果当时未提出，显然是医院的责任。天价秘方持有人或因在科学试验方面的知识缺乏，或出于对用于试验药物疗效估计过高，提出的试验目标太大、太高，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承受试验的大医院，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科研试经验，还有许多专家把关，对于不切合实际、时间太长而又很难完成的临床试验目标，肯定清清楚楚，应该极力劝阻。即使对方坚持要做大课题试验，医院也不能草率同意，除了要讲清800例试验的难度外，还可以拒绝试验来迫使对方改变试验设计。如果如此依然无效，还可把一个大课题分成若干个小课题。比如先从疗效试验做起，在获得满意效果后再增加试验例数，扩大试验范围，直到最后证实究竟是能还是不能把艾滋病治愈。我至今依然不明白，试验至今无结论，是不是试验中断造成的。如果是，还得看中断试验的原因是由谁造成的。是天价秘方持有人不愿意再做、做不起，还是做结论的条件太高，抑或是有关方面不予支持甚至从中作梗。坦诚地说，想阻挠它非常容易，只要拿法规来压人，自己做一例试验都是非法的。至于说至少要试验800例才能做结论的说法，也得看是指哪个方面而言的。世界公认艾滋病的治疗只能延长生命，不能治愈。谁说能把它治愈就是要推翻这个世界公认的结论，800例确实不多。如果试验是为了新药资格的认定，也不应被800例框框限死。且看现实：一是美国FDA对新药的审批非常严厉，可它也有特需特办时，比如治疗艾滋病的鸡尾宴酒，不仅大大地缩短了审批时间，还简化了不少手续。二是日本属于西方国家范畴，对于药物研制的要求与西方相当，起码不比中国低。可是日本却规定，张仲景的处方不经药理实验即可由药厂按原方制成冲剂，可是我们却不给中药制药厂开这个方便之门。看来美国人、日本人比起我们更看重实际东西。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说，美国与日本的药品审批部门对人身健康都不负责任？
艾滋病人的自然存活期只有1至2年，直到目前为止，再好的治疗也只能延长生命，不能痊愈。如果有一种药方治疗确实有很好的疗效，那么究竟是救人要紧，还是凑足800例试验更重要？有没有人计算过，至少800例的临床试验，对于一般人来说，即使没有任何人为设置关卡，也会被巨额的试验费所困死。
据从《扬子晚报》上获悉：天价秘方是从2002年2月开始在北京安佑医院进行20例临床试验的。从认为自己的秘方能治艾滋病，到在京城联系到医院临床试验，没有一年二载的时间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至今起码要经历4、5年的时间，报上说云南2例服药患者4年没发病，也与推断的4、5年时间相符。还不知他在京城的试验是自费还是免费的。不妨设身处地地为他想一想，一位自以为手握足以治愈艾滋病绝技的人，当他充满自信忙碌了4、5年之后，竟然连一份有没有效的结论还没拿到，会不会像历代那些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文墨骚客那样产生一种一心想宣泄内心不满的心情？此时若再遇上高人指点，报出天价，通过媒体炒作以引起社会重视，是不值得奇怪的。问题在于他这样炒作，加上专家的评论质疑，将会让人为这张天价秘方的命运担心：是永远再也不能继续深入地试验下去，还是在天价的炒作下让他飘飘然了，使处方变成外人的东西？
只要能证明天价秘方治疗艾滋病确实有效，就不必要这么急切地在国家认证的药品上边较真。硬要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一定要像大人那样去跑路，不仅是强人所难，也是对婴儿极不负责任。这样极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那些反对牛痘的专著作者，不仅会以各自的专业知识作为攻击的武器，也会举一些道听途说、骇人听闻的反面例子，肯定还会搬出当时许许多多这个不准那个不准的法律法规甚至宗教法典来唬人。
您在时评的后部分以中药治疗艾滋病的现状来推论天价秘方不可能把艾滋病治愈。对此我不想多加评论，只想单就“对降低艾滋病的病毒载量效果不明显”谈一点肤浅的看法。如把这个问题真正的搞清了，可能会大大增强人类对中药治疗艾滋病的信心。为使分析有据，说理有力，对您原文多引述几句：“在治疗艾滋病上，中药对提高机体免疫力、减轻症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效果肯定，而对降低艾滋病的病毒载量不明显，更不要说治愈艾滋病了。尽管不少艾滋病人服用中药后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但不能以此说明其体内的艾滋病毒已不复存在。而艾滋病毒的增减或消失与否，正是判断治疗艾滋病疗效的主要标准。”既然艾滋病毒的增减或消失与否是判断治疗艾滋病疗效的主要标准，而病毒载量又是检查艾滋病毒增减或消失的依据，那么中药治疗对降低艾滋病的病毒载量不明显，岂不等于说治疗效果不明显甚至无效？这与症状减轻、生存质量提高以及病人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岂不是自相矛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不是要在疗效判断的标准上找原因？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病毒载量的检查标准有问题，而是觉得这项检查无法把中药治疗的效果包括在内。大家知道，艾滋病毒主要是破坏人体的免疫功能，许许多多危害机体乃至夺走生命的继发病，都是在免疫功能被破坏后发生的。中药治疗能减轻症状，提高生存质量，使病人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显然与免疫功能有关系。于是，便有人认为中药治疗能提高免疫力，对艾滋病毒本身没有太大影响。这句话可能只说对一半，因为它忽略了人体内的艾滋病毒与免疫功能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说，病人的症状系由免疫功能遭受破坏所引起，经治疗症状减轻或消失，首先要想到两种可能性，一是免疫力提高，二是艾滋病患者体内的毒性降低。这也应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艾滋病毒的数量减少，二是艾滋病毒个体破坏免疫力的毒性降低。中医治疗艾滋病的病毒载量降低不明显，却症状减轻，生存质量提高，会不会是因为艾滋病毒的数量虽未减少，而破坏免疫力的毒性却大大降低？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判断中药治疗艾滋病的疗效标准，不仅是病毒量的问题，还可能存在一个病毒质的问题。关于量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病毒载量检查来证实。关于质的问题，至今大概还没有人考虑它。为此我在想，如果我们能在进行病毒载量检验的同时，再增加一项中国独有的“病毒载质”实验室检查，很可能会给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广大工作者一大惊喜。不仅为中药治疗艾滋病洗清了劳而无功的冤枉，还对疗效判断、病情变化以及调整治疗方案大有好处。说不定还会因为对“病毒载质”的检验而发现“质”的致命弱点，从而找到了真正消灭它的药物。
精神科的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至今病因未查明，诊断与疗效判断都没有实验室的检查结果做依据。精神科的工作者们是另辟蹊径，研制了各种诊断标准和评分量表，为临床诊断和评定疗效作依据。不仅被世界普遍采纳，也被广大病家所接受。中医治疗艾滋病的医生们是否可从中受到某些启发，也组织一些临床专家，制定出艾滋病的临床症状量表，在增加“病毒载质”检验的同时，再结合量表的减分情况，更进一步把中药治疗艾滋病的疗效实事求是地体现出来。这不仅对中医治疗艾滋病大有临床指导意义，也会大大增强医、患的信心。先在国内搞出系统性的东西，成熟了就会形成中国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判断标准。这对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肯定比在外包装上动脑筋好得多。对于中医以及搞中医的人来说，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该妄自菲薄，不能什么事都是唯有外国人的标准才是标准。中国是中医的发源地，应该有资格有义务为世界制定出中医治疗艾滋病的中医疗效标准。
为了您的一篇千字文，我竟借题发挥一气说了这么多，让您多费神，真是不好意思。 敬颂
晚安！
附(1)刘燕玲记者的文章
时评 刘燕玲
千万别捧杀中药
中药是个好东西，可如果被捧过头，好东西也会变味。现在的例子就有。
最近，云南“近百号散落在民间的少数民族秘方被首次展出”，其中有治风湿的藏药，治癫痫病、白癜风的傣药等。从头到脚，由内到外，几乎对所有的病，这些秘方没有治疗不了的。有人称：“每个秘方都可能代表一笔财富。”尤其让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个能“治愈”艾滋病的秘方竟标出了50亿美元的天价！
中药有这样的神奇与繁荣，并如此抢手，实在令人兴奋，其疗效的言之凿凿似乎又令人不能不信。但兴奋之后还是有疑问。
首先，多年深藏不露的秘方能否经得起现代医学的临床检验。不可否认，民间确实有一些很有疗效的秘方，但也正是由于“秘”，限制了大范围应用及试验，没有经过科学严谨的验证，很难说秘方究竟有多大医学价值及经济价值。在当今社会，会有那么多人去用未经科学验证、在疗效和安全性上都让人“心里打鼓”的秘方吗？另外，中药讲究辨证施治，需因人而异，一张固定不变的秘方很难适应所有的人。客观地说，人们心中越“秘”越好的观点是片面的，治病救人来不得半点浮夸，那种神神秘秘的作派更应该摒弃。
再来看看中药能否治愈艾滋病。秘方宣称，在北京一家大型传染病医院作过20名患者的临床试验，证实在治疗艾滋病方面取得突破。可事实上，该秘方并不是经过国家认证的产品，至今也没有结论性的东西，不过是类似于一家科研单位的某一项科研项目。医院的专家说，试验需要经过多期临床，由此看来，秘方治愈艾滋病还很遥远。
从最新研究进展看，在艾滋病治疗上，中药对提高机体免疫力、减轻症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疗效肯定，而对降低艾滋病的病毒载量效果不明显，更不要说治愈艾滋病了。尽管不少艾滋病人服用中药后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但不能以此说明其体内的艾滋病毒已不复存在。而艾滋病毒增减或消失与否，正是判定治疗艾滋病疗效的主要标准。不管中药还是西药，一种新药的问世，必须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专家论证和对药物的长时间观察，秘方当然也不能例外，因为这是科学。任何无来由的夸大疗效和故弄玄虚的行为，都是对科学的违背，都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秘方，不可能因“首次展示”就身价百增，真正有价值的秘方也不会因流于民间就永世默默无闻。把中药尤其是中药秘方神秘化甚至标以天价的做法，如果不是帮倒忙，就是别有用心。 （发表于《健康报》2004年11月17日头版）
附(2)：
据称能治艾滋病
民间秘方开价50亿美元
专治风湿的藏药秘方、治癫痫病、白癜风的傣药……近百种散落在民间的少数民族秘方，9日—12日，首次在云南昆明举行的中国国际中医药暨健康产业博览会上亮相。其中，一种自称能治愈艾滋病的彝药“扶正败毒饮”（酒剂），以50亿美元天价全球转让开发权。
主办者说，前天，已有神秘买家伸出橄榄枝，但医学专家质疑：药方能否“治愈”艾滋病有待商榷，秘方变成新药还有待时日。“扶正败毒饮”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身价？清单023号方上说，由数味中草药组成，目前，已研制成中成药制剂。清单继续写明：“扶正败毒饮”于2002年2月至12月，在北京佑安医院临床试验，该试验在20例患者中进行。受试患者停药9个月后，依然保持无发病状态，并可从事正常体力活动。最先接受治疗的两例云南艾滋病患者，停药至今已逾4年，现身体健康，依然保持无病状态。
事实真是如此吗？“‘扶正败毒饮’并非是经过国家认证的产品，至今也没有结论性的东西，它只不过是类似于一家科研单位的某一项科研项目。”当初进行试验的北京佑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吴昊认为，“一项经过国家认证的SBA产品，是需要经过多期临床试验，至少在800例的试验基础上，才能够有所结论的。”（据新闻晚报）
（本消息发表于2004年11月12日《扬子晚报》A2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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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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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10-16 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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